不能“妖魔化”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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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GDP平均增长速度9.7％，这个速度主要是投资带来的，而这个投资的钱哪里来的? 是储蓄。高储蓄率必然有高投资率，目前我国的高储蓄是一种正常合理现象，储蓄比例高，经济增速也就快。

　　“节约的中国人储蓄过多，而挥霍的美国人已消费至负债程度。”摩根士丹利的史蒂芬?罗奇曾这样描述过中美储蓄与消费的巨大差异。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已达51.3％，较1992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而数据显示，当年美国的储蓄率仅为12％。

　　研究发现，储蓄率增幅与收入水平呈反向变动趋势，即收入越高的国家，储蓄率增幅越小。1970~2003年间，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储蓄率分别上升了8.5、6.8和0.4个百分点，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储蓄率则下降了6.1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其中1978~1993年，储蓄率都维持在30％左右，但这一阶段储蓄率普遍低于投资率；而1993~2007年的多数年份，储蓄率更高达40％以上，这一阶段储蓄率大于投资率。2007年，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额已经扩大到8.9个百分点。

　　从历史经验上看，如果一个经济体储蓄率能占到GDP的30％或者更多，那么它不可避免地会达到8％的平均经济增速。

　　比较亚洲新兴市场、日本和中国的储蓄投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储蓄和投资的平均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8％，而日本和亚洲新兴市场则分别为30％和33％。日本因为高储蓄率，其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了非常惊人的增速。

　　因为，高储蓄率能够直接改善金融环境。从微观来看，它能够帮助形成低利率环境，从而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从宏观来说，它能够改善国际收支情况，让经济体有能力低估本币，从而借助成本优势扩大出口。

　　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国民储蓄率也在缓慢上升。而在人均GDP较低的国家中，储蓄率通常低于投资率，说明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往往需要外来资本流入以解决本国资本短缺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率是不断上升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52年22.2％，上升到去年的43.5％，上升了21.3％。消费率自然就从1952年的78.9％，下降到去年的48.6％。下降了30％多，中国的消费率去年不到一半。虽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去年走低的趋势，但是国民消费一直在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消费增长太快，投资更快。

　　可见，高储蓄率必然有高投资率，目前我国的高储蓄是一种正常合理现象。因为，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储蓄比例高，经济增速也就快，高储蓄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合理现象。

　　而且，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快慢。在向经济发达国家的前进过程中，大量资本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这些资本主要是来自于本国的储蓄，因此，高储蓄既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同时也是实现这种转变的一个必要条件。

　　总之，一国有一国的国情，同时，中国体制改革、经济发展阶段性等都制约着储蓄率、投资率的比重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对比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确实存在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的问题，但是，从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发展生产，都是需要政府投资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发展，不投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妖魔化”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