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手机支付定制用户总量突破1920万户，其中今年上半年共计实现交易6268．5万笔、交易额170．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称同比）分别增长42．4％和63．7％。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手机支付将为消费者带来哪些变化？其能否推动移动信息化繁荣？针对此类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

　　记者：上半年手机支付获得较大幅度增长，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姜奇平：手机支付从省一级的情况看，很早就从各项移动增值业务中脱颖而出，说明它是有充分市场空间的。现在的大幅增长，是前期投入的自然结果。可以说，手机支付到火候了。

　　据我了解，相关运营商已经确定在湖南、上海、重庆、广东四省市试点手机小额支付业务；阿里巴巴的B2C、淘宝及支付宝业务已经开始试水手机移动式交易平台和支付服务。

　　可以预见，我国的手机支付正处于大发展的前夜。目前2亿支付宝用户和7亿手机用户（含1．5亿的手机网民）都是手机支付的潜在用户。有分析认为，手机支付将可能于近两年内，在数亿的手机用户群中被快速使用。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姜奇平：手机支付目前主要用于小额缴费；娱乐和餐饮是侯选的大应用；如果支付宝等B2B电子商务、B2C网购可以用上，手机支付的繁荣期就会真正到来。

　　手机支付发展当然会推动移动信息化应用繁荣。当然，移动信息化应用是一个很泛的概念，繁荣的不仅是语音等基础应用，可能隐含的还有跨领域基础业务（如与银行交叉的支付业、征信业）、跨价值链上下游的增值业务等等。不过，如果运营商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或者别人不给他位置，也可能别人繁荣，自己白忙。

　　记者：您认为发展手机支付关键是什么？是多方共同推动，还是运营商找到合理模式即可？培养用户使用手机支付习惯的关键是什么？

　　姜奇平：目前可能成为手机支付平台的大家，包括银行、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如腾讯、阿里巴巴、盛大等）。相比较而言，银行不适合200元以下的小额支付业务，银行要作为手机支付主体，除非做一项制度创新，让中国越过信用卡阶段，直接使手机与信用卡划等号，进行大额支付，否则银行的作用主要还是监督、营造环境，为运营商和网商提供一些基本服务。

　　电信运营商和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都适合做小额支付的手机支付业务，我个人认为最好是形成支撑平台与ASP平台的分工，对手机支付的发展比较有利，否则就会是一场混战。

　　从趋势看，业务在谁那里，谁的主动权就会大一些。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接近最终用户的增值业务，如果政策允许他们把各类支付卡转化为手机支付中介，手机支付这个市场就会迅速做大。相关机构也可以考虑按大额、中额、小额支付，来划分银行、运营商和互联网平台商的业务。如果多方不合作，将会出现银行抢运营商的业务，运营商抢互联网平台服务商的业务，共同把手机支付从一个产业做小为一项超级应用。国家应该适当关注一下这方面动态。

　　至于用户习惯的培养，则是一个小问题，关键是让用户有一次简单的初次体验，一下就会适应。这是有先例的，银行自动取款，机场自动出票，都是一学就会，但并不是有人教，而是创造条件让客户进行现场体验。

　　记者：我们知道，要让更多用户接受手机支付，其安全、保密和快捷顺畅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您认为，这方面推动是否需要政策引导？政策应如何引导？是否需要建立诚信机制？是否需要出台手机实名制？

　　姜奇平：安全、保密和快捷顺畅这些都是技术上的事情，手机支付其实比网上支付要更安全，因为手机的地方小，供黑客施展、发挥技术优势的空间小，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不是政策该关注的主要方面，这是与基于电脑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不同的地方。政策引导最主要的，应集中在信用环境营造上。其难度在于，要将工业化未完成的信用任务，与信息化的虚拟任务一同完成。

　　举例来说，手机支付的信用问题，可能出在网上信用环境不完善、网下信用环境不完善这两类前期遗留问题上。正是由于实体空间的信用卡环境问题就没得以解决，拖累基于PC的网上支付的信用环境，所以手机现在还不敢贸然搞大额支付。

　　政策引导千头万绪，但最主要的是营造良好的网下、网上（指基于PC的）和手机三重信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