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开放过度了吗？

对于人们争论的金融开放步伐是否过快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能仅仅从比例本身去看，更应关注的是更深层次的效率问题。

她表示，银监会对外资参股有一定比例的限制，这就是从金融安全角度去考虑的。因为我国金融体系和机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难以应对外资的竞争。而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是引进观念与机制，实现金融体系市场化的转变，即提高资金和机构的金融效率。开放本身逐渐进行，并无过度或安全问题。

但是在外资渗入之后，我们将面临效率与盈利水平的差异，外资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将会逐渐强于我国自身的金融状况、实力与需求，或许将会危及国家金融利益。因此，金融开放不是单纯的指标和数据问题，而是效率问题。这也是我国与外资金融最根本的差距。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应对和有效防范，必将危及金融安全，不利于我国的金融开放和稳定发展。”谭雅玲指出，现在我们探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整体国家经济金融利益的核心是发挥效率、创造财富、增强实力，安全与否应以实际成果体现。

“面对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我们不能只停留或过于强调进展或速度，强调形式与过场，而应注重结果与收益，这样或许才能在根本上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她进一步分析，只有实力强大了，别人想伤害或冲击都很难，安全保障屏障自然形成。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应对和有效防范，必将危及金融安全，不利于我国的金融开放和稳定发展。”谭雅玲指出，现在我们探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整体国家经济金融利益的核心是发挥效率、创造财富、增强实力，安全与否应以实际成果体现。

“面对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我们不能只停留或过于强调进展或速度，强调形式与过场，而应注重结果与收益，这样或许才能在根本上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她进一步分析，只有实力强大了，别人想伤害或冲击都很难，安全保障屏障自然形成。

“中国银行业的体制问题症结是不可能简单借助向外资转让股权来解决的。如此密集地大规模向外资转让金融机构股权的改革路径值得我们深思。”刘煜辉表示。

他说，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前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制度、机制、观念上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中国银行业的现状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存在问题，它的改善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推进，诸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以及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等。